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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二本学生》| 徐学勤解读

教育名著快读 by

2020-12-23 14:44

关于作者


黄灯出生于湖南汨罗,曾就读于地方院校岳阳大学(今湖南理工学院),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,进入广东金融学院执教13年,教过4500多名二本学生。她曾于2016年发表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,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,在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超过千万,中央电视台为之拍摄了纪录片《家在丰三村》。2017年,她出版了非虚构著作《大地上的亲人》,获“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。


关于本书


这是一部以二本学生为书写对象的非虚构著作,作者从自己教过的4500多名二本学生中选取出数十名,讲述他们的故事,这些故事构成了一幅中国二本学生的群像。作者立意高远,对几代二本学生的命运变迁从经济制度、教育制度、房价等多个维度做了分析,并指出二本学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。


核心内容


1. 二本学生的生源特点是什么?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?


2. 二本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精神气质如何?


3. 他们的就业去向和发展前景如何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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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
你好,欢迎每天听本书,我是徐学勤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我的二本学生》,这是一所二本院校的文学老师写的纪实作品,这个老师的名字你很可能听过。


2016年春节前夕,一篇名为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的文章在全网刷屏,作者是一位出生于湖南汨罗的女博士,名叫黄灯,那篇文章讲述了她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。短短几天内,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的阅读量超过了一千万,引发了一场关于乡村问题的大讨论。后来,中央电视台还派摄制组来到黄灯所讲述的乡村,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。此后,黄灯把自己和丈夫两个农村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沉浮,写成了一部扎实动人的非虚构著作《大地上的亲人》,为中国数十年来的城乡转型,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样本。


没错,这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,正是黄灯的第二部非虚构作品。在这本书里,黄灯笔下的主角,不再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,而是她所任教的广东金融学院的学生。2005年,她从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,进入了这所位于广州郊区的二本院校。此后的13年,她先后教过4500多名学生,见证了80后、90后两代二本学生的成长轨迹。


我们知道,“二本”是中国高等院校里的一个等级,相比于“211”、“985”和其他一本院校,二本院校往往没有太多存在感。甚至就连“小镇做题家”、“985废物”这样的自嘲,好像都是名牌大学学生们的特权。数目庞大的二本院校,虽然为社会培养了最广大的大学生群体,但他们缺乏足够的话语权。他们面临着一系列真实的困境,却被社会所忽视,黄灯的这部作品,第一次将“二本学生”作为整体来书写,因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
黄灯本人也曾经是一名二本学生,她在1992年考入家乡的岳阳大学(现改名为湖南理工学院)。当时大学还包分配,她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纺织印染厂,但没干几年,就下岗了。幸运的是,她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备考,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文学硕士,此后又顺利进入中山大学读博,完成了从农村子弟到知识精英阶层的飞跃。


从二本学生到二本老师,黄灯对“二本学生”这个身份有近三十年的观察和体悟。在大学任教的这些年,她不只是完成教学任务,她还当了七年的班主任,以导师制的形式私下里带学生,还指导学生论文、“三下乡”实习、“挑战杯”项目,并随时接受学生的咨询和求助。更特别的是,她以文学老师的身份,给学生布置作文,让学生书写自己和家族的故事,这些书面文字加上多年的跟踪走访,让她对二本学生有了深入的了解。


我们常说,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是由它的中产阶层决定的,而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中产阶层,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二本学生,因而,二本学生过得如何,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基本面,意义不可谓不重大。


今天的音频,我将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:第一部分,谈谈二本学生的来源,看看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;第二部分,谈谈二本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精神气质;最后,再分析一下二本学生的就业去向和发展前景。


第一部分


需要提前说明的是,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,没有使用定量分析或引用大量理论工具。黄灯所写的是她亲自教过的学生的故事,虽然她教过4500多名学生,但是与全国数千万的二本学生比起来,仍然只是沧海一粟。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,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总量长年排名第一的省份,广东金融学院作为以金融为主打特色的院校,它的学生层次、就业机会在全国的二本院校里头肯定是靠前的。


交代完基本情况,我们就来看看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,也就是,二本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哪里,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?


其实,中国二本学校的生源有两个共同特点:首先,从地域来看,二本学校的生源大部分在本省,显然,这是出于一种地方保护,地方院校会为本省的学生优先提供就学机会,而在选拔外省学生的时候,则会在分数上有更高的要求;其次,从出身阶层来看,二本院校承接了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,因为教育资源的差距,这些学生难以考上清华、北大这样的顶尖名校,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也是凤毛麟角,他们通常只能去到二本及二本以下的院校。城乡教育水平的分化,导致农村孩子向上流动困难,这也正是多年来被反复讨论的“寒门难出贵子”的问题。


黄灯所执教的学校,正符合这两个特点,学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、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,很少有外省来的学生。她的学生大多出身普通,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,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来,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,或者一个下岗的父亲,还有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弟弟、妹妹。务农、养殖、屠宰、当建筑工人,或者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,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,这和名牌大学学霸们“一线城市、高知父母、国际视野”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
以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06级财经传媒系的一个班为例,全班共有52人,他们全部来自广东省,其中来自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的学生仅有6人,其他大多来自韶关、化州、新兴、连州、肇庆、雷州、河源、阳江等非珠三角地区。不可否认,班上的不少孩子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切身感受到了乡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冲击。一方面,他们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,比如更好的教育资源,以及因为交通便利导致的更多的流动可能;但另一方面,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,比如日渐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、父母外出打工引发的留守问题,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内心冲击,等等。


黄灯发现,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,在常人眼中,学生的经济状况应该要比内地好很多,但事实上,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,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相比,并无明显优势,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落后。她列举了学院2016至2017年度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,全年级有160人向学校申请了困难补助,其中特困37人,贫困123人。也就相当于,在全年级的24个班中,有4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,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。而且,根据她的观察,碍于名额的限制,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没有被统计在内。


她的一个学生,在开学不久后的一篇作文里写到自己的境况:“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,写‘贫困证明’、写‘贷款申请’等等,那么多的努力,今天可能却要被‘你父母才四十五岁,还很年轻啊’一句话宣告白费……如果贷不了款,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?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?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一千,一个弟弟要上高三,一个弟弟要上初三,想借钱也没处借,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。……我努力地去生活,打暑假工、勤工助学、去找兼职,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,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,条件的苛刻,身高、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,让我更觉渺小。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,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”


这篇诚恳的短文让黄灯深受震撼,她说难以想象,一个比她年轻十几岁的学生,竟然还在遭受着她童年时期同伴们所遭受的普遍困境。她为这名学生向全校老师发起了募捐,同时决心更多地走近自己的学生,关注他们的心灵成长和生活状况。


在书里,她写了数十个学生的故事,这些学生大多出身贫寒之家或者普通的工薪家庭,比如,她重点写到的以导师制带的四个学生:


第一个来自甘肃天水的农村,她的父亲脾气暴躁,因为在建筑工地上受过重伤,后半生失去了劳动能力,上门讨债的人经常络绎不绝,这个学生也因此长期精神抑郁,神经衰弱。


第二个来自广东汕头,他的父母是“超生游击队”队员,生了五个孩子,为了躲计划生育,常年不着家,还经常吵架。他从小没有玩伴,只能跟着爷爷、奶奶在乡下生活,与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僵。


第三个来自广东湛江,父亲靠从事一些迷信活动为生,同样脾气暴躁、心胸狭隘,因为实在太穷,到40多岁才娶了一个从越南偷渡过来的女人做老婆,也就是这个学生的妈妈。而这个学生的弟弟因为从小缺少管教,成了一个经常与人打架斗殴的街头烂仔。


第四个来自广西贵港,她的父亲在东莞打工,母亲离家出走多年,她从小留守,吃百家饭长大。


我们常说,出身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性格、视野和命运。幸运的是,这些学生通过努力克服了出身的不利条件,考上了大学,增加了未来的可能性。书中提到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·帕特南的代表作《我们的孩子》,这本书谈到美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,黄灯认为,这种现象在中国同样出现了苗头,人们为教育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在提高,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出现。


我曾就《我们的孩子》对帕特南做过一次采访,他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,他说他更喜欢这本书的中文版封面。在那个封面上,有几个孩子在赛跑,看起来他们都处在同样的跑道上,但其实他们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,有的人在起跑前就已经超出了身边的很多人,他们在一开始就距离成功更近,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性不公。这也印证了今天很多父母们的共同焦虑:“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!”


然而,对大部分二本学生而言,他们并非出身优渥,“赢在了起跑线上”,而是需要靠后天的努力去弥补出身的缺憾,改变原生家庭的不利条件,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。


第二部分


好,刚刚我们分析了二本学生的来源和家庭情况,总体而言,他们大多来源于社会的中下阶层,但他们通过努力,挤过高考的独木桥,获得了在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。那么,进入大学以后,他们的学习、生活和精神状况又如何呢?


作为一个具有精英观念、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,黄灯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。在她看来,她面对的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、只抱有实用主义立场的年轻人。这些人在本该最具活力的年纪,却表现得暮气沉沉,缺乏反思能力和学习精神。


她说,“在课堂上,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,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抗生素、激素,到大学时代,终于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。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,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。”


在中学阶段,老师、家长和学生都认为,只要通过高考、进入大学就万事大吉,但是,到大学以后才发现,经过这样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,缺乏学习的自我驱动力。过去是有明确的考大学的目标,但在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,很容易变得空虚和迷茫。更要命的是,从进入大学校园那一天起,他们还没来得及排解中学时代淤积的紧张和焦虑,就被告知要面对就业压力、买房压力和结婚生子的压力。他们曾经为上大学经过无数的应试训练,但进入大学以后,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。


对于让他们得以进入大学的高考制度,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城市出生的孩子,不少人都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,将高考比作一场不划算的赌博。而农村学生虽然也感受到应试教育的残酷,但他们中的不少人,都很感谢高考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,提供了一条让他们摆脱贫穷、走向富裕的道路。对他们而言,哪怕考上一所二本院校,也非常不容易,尽管从小到大,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。


在大学课堂上,黄灯看到这些经过考试机器千锤百炼的学生,表现得中规中矩、老成持重,很少有让她惊讶或意外的讨论和质疑。甚至,这些学生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,应该是大学生活的常态。黄灯说,从教13年,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,和她发生过争论,他们的平和中正与她当年读大学时的张扬放肆,构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
当班主任的几年,她除了不定期地和学生交流,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配合辅导员,做一些所谓“后进生”的思想工作。这些学生逃课、考试挂科、不愿意打扫宿舍卫生、反感被迫去听讲座、不认同学校的评价机制,要说服这些学生去积极应对学校的考核机制,顺利获得学位,是最令她头疼的事情。而学生们最困惑的事情,则是在失去了像高中一样严格管束的老师之后,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。比如,在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,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机,他们沉迷于网络小说和游戏,借此掩盖对未来的焦虑。


尽管,他们明白在毕业后就要面对残酷的竞争,可能“一毕业就失业”,但他们很少去反思各种社会失衡问题的由来,也很少去追问制度、政策和历史,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、没有信用卡的时代,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、没有房贷、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。他们或许有奋斗的压力和意愿,但是,没有能力去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,他们不明白个人的前途为何会如此逼仄,如此缺少可能性。


在二本学校里,很多专业课程的设置都是实用型的,为了服务于某项具体的职业技能而开设,学生们求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,这种功利心态非常普遍。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,黄灯很难从学校制度层面做出改变,但她仍然努力尝试着唤醒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考能力。她认为,相比于眼花缭乱的职业技能的灌输,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更为核心的任务。那些知识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就会忘记,那些技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被淘汰,但是,思维能力的训练可以让他们终生受益,不断释放他们的潜能。


为此,她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尝试,一是找到一批比较有学习热情的学生,在私下里以导师制的形式跟踪辅导他们。另一个尝试是在她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,她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兴趣,让学生从文学作品进入当代历史,以讨论文学的名义,重新审视祖辈和父辈的生存状态,也重新理解自己和时代的关系。在黄灯看来,激活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,懂得直面自己的生活经验,是一个人力量的重要源泉。


第三部分


在整本书里,黄灯用最大篇幅讲述的是学生的就业情况,这也是最让人揪心的话题。从家庭出身,到就学,再到就业,一环扣一环,家庭背景、个人努力、社会资本,以及时代的机遇和限制,共同塑造了每一个人的命运。


那么,二本学生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?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呢?


在一开始的序言里,黄灯就做出了一个总体性的判断,根据她的观察,这些二本学生在严酷的就业竞争中,有着清晰可见的天花板。不同层级的大学,学生会流向不同的城市: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;重点大学对应的是国内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;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和乡镇。这样的层级分布,很少会有意外。任何人想要跨越“不属于”自己的城市和阶层,需要经历的内心风暴和阻力都极大。


黄灯看到,自己的二本学生,从踏进校门开始,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。“没有太多野心,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,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,也接纳普通的工作,内心所持有的念想,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。毕业以后,他们大多留在国内、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,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。”


从她上大学的1992年,到她完成本书创作的2019年,近三十年的时间,她经历了几代二本学生。黄灯对这几代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对比,发现了显著的差异,这种差异是由教育制度、经济体制和房价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。


首先,是她当年在岳阳大学的同学。在大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上,36个同学中,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,占到八成;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;在外资企业的有一人。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4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,存在二次就业,80%的同学一直都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。这种状况,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: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,个人、单位和国家的联系非常紧密,个人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。


从同学的生存状态来看,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干部身份以后,在单位早已成为骨干,有不少同学已经是单位的主要领导,个人的经济状况、社会地位,在当地都属于上等水平。从就业地点看,班上的同学除了一名在北京定居、两名在广东定居外,其他同学都在湖南落户,在当地就业的比例超过九成,充分显示了地方院校的就业分布特点。整体来看,对班上70%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而言,通过高考,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,还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,或者购买了低价住房,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,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。


然后,再来看她第一次当班主任带的2006级学生,这批学生与她进入大学的时间相差了14年。在他们毕业8年后,黄灯做了一下统计,班上52名同学全部都在广东就业,其中定居广州的有17名,定居深圳的有4名,分布在其他珠三角城市的有8名,其余的则大多回到了生源地,遍布广东各个地区。有意思的是,毕业的时候,班上没有一个人选择考研,8年过去,除了一个人选择在职读研,依然没有一个人全脱产考研深造。她由此推断,这些学生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,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。尽管这批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,文凭已经有所贬值,但因为地处广东,且他们大多赶在房价暴涨之前买了房子,所以都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,实现了向上流动。


最后,再来看最近几年毕业的二本学生。近年来,文凭进一步贬值,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,已经买房的人牢牢锁住既有利益,建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。对于新毕业的二本学生来说,再想要靠工资在广州、深圳这样的城市购房置业,难度极大,很多学生从未奢望过能留在广州。


另一方面,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,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,就业竞争越发激烈。在遍地“985”、“211”和“海归”的时代,一张二本文凭毫无竞争力。因而,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的队伍,“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,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”,这与前两代二本学生的选择截然不同。考研一方面是缓解眼前的就业压力,另一方面是提升未来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。


近几年,每当毕业季来临,就会有很多学生敲开黄灯办公室的门,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,或者考公务员和创业的胜算。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之后,往往回到一个问题:如果就业的出路这样狭窄,那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?


在书里,黄灯列举了一些学生毕业几年后的工作情况,考公务员、考研、进入银行是他们的首选,但真正能顺利考上的并不太多。


广东有浓厚的经商文化,广东人的性格传统、务实、低调、实干精神强,很多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开始在商业方面小试身手,向老师推销各种日用品和食品,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做了微商;也有的做过服装网店、做纹绣师、开饮食店,或者回家学一门手艺,对这些人来说,那张文凭似乎没起过什么作用。


结语


2020年,豆瓣里的一个小组,叫“985废物引进计划”,意外地火了起来。那些外人眼里的“优等生”,居然自嘲为“废物”和“小镇做题家”,让很多人唏嘘不已。在黄灯眼里,她的二本学生倒是很少会陷入这种精神虚空的状态,他们的生存能力较强,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,他们就没有对自己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,所以更能适应现实的平凡。


对于这种务实的态度,黄灯是有些矛盾的,一方面她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更高的精神追求,大学不应该办成技校;但另一方面,她知道现实有多么不容易,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,能够努力活下来,才是首要目的。


对于这种矛盾,她的解决方法是,尽量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,让他们说出自己真实的困惑,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中挫败和不堪的经历,诸如贫穷、自卑、无力等等。她发现,只有走过这一关,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、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,才能更顺畅地进入社会,更好地承受社会的复杂和压力。


黄灯说,“二本学生作为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,他们的信念、理想、精神状态,以及他们的生存、命运、前景,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,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。”因而,关注二本学生的命运,也是关注中国的未来。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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